水母网3月18日讯(YMG记者唐寿锐摄影报道) 在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隋唐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达到鼎盛，除了由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古老“丝绸之路”以外，海上对外交流活动也十分频繁，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大体是：东线从登州港（今蓬莱市）起航沿黄海航线，直至朝鲜、日本列岛等诸国；南线沿黄海前往宁波，并沿宁波、泉州南行，一直到菲律宾、澳大利亚，再穿越马六甲海峡到中亚各诸国。据史料记载，日本曾6次、朝鲜曾30余次派遣隋使、遣唐使沿此路在登州登陆，与隋唐进行友好往来。东方海上丝路的繁荣，使登州发展成为同广州、泉州、扬州齐名的四大通商口岸之一，同时把古代烟台地区的经济文化也推向了辉煌。本期《最美烟台·从文物看烟台历史》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寻访。
精美唐三彩讲述唐朝的繁荣
登莱之地有隋唐时北方最大的造船中心，登州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港。唐朝时，中国文化深受海外诸国特别是日本、新罗的向往和仰慕，很多使节、客商、僧侣通过胶东地区的海上航路来到中国，享誉各国的中国瓷器也有很大数量经由登州港运往海外。市博物馆在做展厅陈列设计时，将大量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物陈列在了展厅内与观众见面。
“这里展示了大量唐代的瓷器、陶器和铜器，其中不乏精品，尤其是唐三彩，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享誉海内外。”市博物馆工作人员沈岩在馆内指着一件精美的唐三彩说。记者看到，这件三彩文吏俑塑造了一个在唐代朝庭中任职的文官形象。看他双目远眺，嘴唇紧闭，下巴昂起，双臂抱于胸前，拱手而立，不苟言笑，倨傲矜持。一个年龄尚轻却恃才傲物的男子形象跃然于我们面前。再看这件三彩骑马仕女俑，年轻女子仪态从容闲适，一手轻牵马绳，跨骑于马上，如此优雅的姿态似在显示她娴熟的骑术。形态刚柔并济，静中有动，仿佛穿越千年向我们款款走来。
“从唐朝起运输往世界各地的中国瓷器中，有相当数量是从登州港运往海外的，当时的中外贸易十分兴盛。” 沈岩介绍说，“隋唐时期，登莱之地作为胶东的交通枢纽、北方最大的造船中心，对内是东吴（今南京）运稻至幽燕的中转站，对外是中、日、韩互派使节进行贸易的重要商港。
中外往来，尤其是中国与东方的新罗、日本往来频繁，促进了登莱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使这条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了黄金时代。
蓬莱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唐朝时期，我国的文化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蓬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日本、朝鲜使臣来中国的登陆点、居住点，已经成为中
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地点，有过“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帆樯林立，笙歌达旦”的辉煌。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每批遣唐使团登陆后，先是向登州府报告，然后由官府通过驿站，报告朝廷，得到批准后，再通过驿站传旨到登州，然后由登州签发令牌，沿途各州府以登州的令牌作为依据，为使节提供食宿和安全保障。
受丝绸之路的影响，烟台地区在唐代逐渐成为新罗人往来中国大陆的主要集聚处和居住地。当时登州城南有新罗馆作为接待新罗朝贡使团的专用使馆，沿海的牟平、海阳、文登、荣成等地设有许多新罗人居住的新罗坊、新罗村。大批新罗人往来、定居此地区，积极学习汉文化，有一些新罗人还在唐政府中出任官职，这对促进唐朝与新罗关系有着积极意义。
沈岩告诉记者，在现在昆嵛山无染院内有一块石碑，碑文刻的是“鸡林金清押衙，家别扶桑，身在青社，货游鄞水，心向金田”。“鸡林”即新罗，金清是担任押衙一职的新罗人，他曾出资扩建无染院，这也是当年新罗人在唐朝出任官职的印证。
除了新罗人外，日本也派遣了大量的遣唐使在登州登陆，去长安学习，其中最著名的日本人就是阿倍仲麻吕。他的中文名是晁衡，曾随遣唐使在登州入唐，在中国做官，历仕三朝。此外，日本著名高僧圆仁随“遣唐使”从古登州港入唐，先后在唐朝游学九年，学习佛法，期间在登州居住了两年。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中记载：“二日，平明发，行廿里，到安香村庭彦宅斋。行廿里到登州，入开元寺宿。”“登州都督府城东一里，城西南界有开元寺”“城下有蓬莱县开元寺，僧房稍多，尽安置官客，无闲房，有僧人来，无处安置。”圆仁在中国求法9年，有3年是在蓬莱开元寺居住，回国后在日本佛教界影响很大，去世后被日本天皇赐予“慈觉大师”谥号，为日本佛教界第一人。蓬莱开元寺在日本佛教天台宗声名日盛，为中国佛教东传日本起到重要作用。而他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并称为“东方三大旅行记”。这本书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部珍贵文献，在书中对登州的地方行政、经济以及唐时登州的物价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
“海上丝绸之路”辉煌延续至明清
从隋唐时期起，蓬莱就开始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国遣隋使和早期的遣唐使都是从当时的登州登陆到达我国的。当时，蓬莱是隋唐对外交往的门户，也是中外商品的最主要集散地和抵御外族侵略的军事要塞。唐中后期，登州古港以其优越的战略区位，上升为当时北方最大的港口，与南方的广州港遥相呼应，成为中国古代中央政权与位于辽东半岛的地方政权以及朝鲜、日本联系的纽带。
另外，在北宋时期，蓬莱对朝鲜的民间贸易也相当繁荣。据史书不完全统计，北宋共有103批、3169名商人前往高丽从事贸易活动，宋商运往高丽的货物，主要以丝和丝绸织物为大宗，高丽虽也制作丝织品，但其丝线织物却都是通过商人从山东、福建、浙江等地运来，后经登州港出海。这说明，即使到了宋代，蓬莱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海主要通道。
据史料记载，明初，由于元的势力还占据辽东，中朝之间的往来，多经蓬莱，明太祖朱元璋还“诏谕高丽国王，‘只教海道朝京’，命高丽使臣船队由登州上岸，再由陆路至南京”。后来，随着明朝的版图不断扩大，中朝之间的贸易全面展开，中国北起辽东，南至广东，贸易路线全面开通，中朝之间陆路、水路及水、陆兼行有多条路线可行，“而由南京、北京等地至山东半岛，再从登州出海的水陆兼行路线，只须三天便至朝鲜，是明代初期最为快捷的路线”。明洪武九年，明政府将登州升格为府，“改登州为府，置蓬莱县，时上以登、莱二州皆濒大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
从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看，仅明洪武年间高丽王朝就有几十次使者“泛海至登州”，由此可见当时官方往来之频繁，由此也带动了两国民间的往来和商贸活动。明朝末年，朝鲜因暴发严重的自然灾害需要到山东购粮，仅从登州每年运往朝鲜政府的“粮米少则数千石，多则几万石”。利用中朝政府间海运频繁之机，两国商人和民间的往来也非常频繁，“商人自登（州）、莱（州）沿海购得的丝绸、火药、粮食等换取朝鲜的马匹、木材、人参、药材等”，在朝鲜沿岸一些岛屿更是“译官、商贾辈买卖之路不绝”。
因倭寇骚扰登州转型为海防城市
宋朝时，蓬莱成为屯兵运粮的主要港口。明、清时期，蓬莱又因古港布局合理、设计巧妙、匠心独运而成为军事要塞，在军事上由千户所升为卫，其城
市功能从一个东北亚的国际海港向着守卫山东半岛的地方海防军港和基地转变。拥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防御体系，在抵御倭寇侵犯方面发挥了海防要塞的军事作用。
中国船史研究会副会长袁晓春在《海上丝绸之路蓬莱史迹初探》中介绍：明时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出现了日本海盗。日本海盗掠夺船只、财物及人口，甚至疯狂入侵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中朝两国危害日剧，时称“倭患”。倭寇是由武士、浪人、商人、农民等组成的日本海盗集团。日本海盗驾驶八幡船，使用倭刀、倭弓、火铳等武器，危害中朝两国近400年，给两国造成很大破坏。中国自明朝初期洪武年间，为保障海上丝绸之路和沿海地区安宁，在沿海地区建立卫所海防体系，修建城堡、烽堠等进行备倭。著名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等率军扫平倭寇，彻底解决了倭患问题。蓬莱解宋营古城堡是明朝沿海修建的备倭百户所城，百户所是明朝卫所制中军事编制，每个百户所设士兵120人，长官为百户，武官品级正六品。
1984年，古港小海清淤时出土的元代古战船、宋元的石碇木碇、明代紫檀木舵杆以及2005年水城清淤时发现的两艘元明时期的古船、一艘高丽古船，无一不佐证着蓬莱昔日对外交往、军事防御的重要地位。
丝绸之路从陆路到海路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出产丝绸的国家。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便知种桑养蚕。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的故事，虽近似神话，但1977年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遗址考古发掘证明，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对生产蚕丝已有认识。4700年前，浙江吴兴钱山漾一带，已能生产丝绢。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素纱禅衣，长三尺七寸，重量不到一两，其工艺之精巧，轰动了整个世界。湖北江陵楚墓中出土的大量丝织品，更被誉为“世界丝绸宝库”。西方人最初对中国的了解，就是从认识中国丝绸开始的。中国丝绸外传的时间，据记载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已经传入印度和西方各国。这条传播丝绸的道路，就是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
中国丝绸是这样的美丽，它一传到西方就使西方人为之倾倒。罗马的贵族妇女，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织的透明衣裙为荣，中国丝绸于是成为罗马帝国最大的奢侈品之一。丝价竟与黄金价格相等，于是商人竞相到中国贩运丝绸，丝绸之路因此日益繁荣。中国丝绸遂成为古代贸易中运销最远、规模最大、价值最高、获利最丰的商品。但这条在汉唐时期异常活跃的丝绸之路，因为从陆路外传，有它一定的局限性，便逐渐转为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