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蓬莱水城在布局结构上,体现出很高的科学和艺术价值。
蓬莱水城的主体建筑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海港设施,包括以小海为中心的防波堤、水门、平浪台、码头等;二是军事设施,主要有城墙、炮台、护城河、灯塔(瞭望哨所)等,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进退自如的军事防御体系。蓬莱水城在平面布局方面,与我国其他一些古港相比,更显得构思精巧,独具匠心,别具一格,体现出了精湛的筑城技术,反映了我国古代海防建筑科学的巨大成就,具有极高的科学和艺术价值,在中国海港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蓬莱水城在建港过程中,充分利用自然地貌,精心布局,以发挥军事攻守优势。蓬莱水城一带原为低平开阔的优良天然海湾,据《登州府志》等记载,蓬莱水城最早建在海湾内的画河入海口。唐宋年间,以丹崖山为起点,修筑了沙城。宋庆历二年(1042年),在丹崖山内侧,就势围以防卫栅栏,由海边向南延伸,又折向东转北,再回到海滨,筑起马蹄形口门朝东的沙堤围子,中间是画河流入的海湾,构成水寨式港口——“刀鱼寨”。以东部丘陵高地为依托,沿小海向东筑堤,建起兵营,使水城成为弧形水军基地。明洪武九年(1376年),又在此基础上环筑土城,修建码头。在画河入海口疏浚扩展,建成港湾(俗称小海)。向北开凿水门,将海水直接注入小海,以便于战船停靠和通行。城墙环绕小海因地就势修筑,形成了西、西北部高,东、东南部低的天然倾斜状。北城墙依丹崖山绝壁而建,以悬崖为墙,显得特别陡峭,崖高30余米,只建有1.4米高的垛墙。西城墙建于丘陵脊背,虽不高大,但远看也较险峻。东、南两面城墙因地势低洼,筑得较高,平均高度约7米,挺拔而又雄伟。城门仅建2座,北曰水门,又名天桥口,是小海通往海上的唯一通道。南曰陆门,即振阳门,供车马行人之用。它南与登州府城近在咫尺,随时可以得到登州府城的后勤支援。城门少是因为水城主要作为军事要塞存在,无须多设,这也是蓬莱水城布局的独到之处。同时,将画河改道,环绕城南、城东入海,成为护城河,为蓬莱水城增加了一道军事防线。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在土城墙面砌以砖石,实现了城墙由夯土结构向砖石结构的转变,城墙底宽12米,上宽8米,提高了城体的稳固性。依地势在东、西、北三面增筑敌台3处,防止敌人偷袭。此后,又在水门东、西两侧居高临下各修建1处炮台,添置了2门巨型铁炮。东、西炮台相距80余米,呈犄角之势,封锁附近海面,可远距离攻击海上敌船,增强了威慑力,成为护卫水城的重要设施。在丹崖山最高处修建瞭望哨所(灯楼),可以观察控制数十里外的海域,是战船航行的天然标识,蓬莱水城真正成了军事要塞。
其次,蓬莱水城在筑城过程中,巧妙设计,表现出了高超的建筑艺术。蓬莱水城选建在丹崖山脊内侧相对低洼之处,形成了比较典型的“泻湖式”港口,具有相当的隐蔽性。蓬莱水城北门外,海面开阔,无突出屏障。为防止东北向风浪对港区的袭击,特在水门外用巨石堆积成一道80余米长、15米宽的防波堤,并在迎水门约50米处修筑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50米的平浪台,东与城墙衔接,成为堤防巨浪的主要设施。这种设计,科学而巧妙。首先,防波堤对海浪的巨大冲击起减缓作用,平浪台再对风浪海潮加以阻挡,使海水减速并折西而去,经过这一阻一挡,达到了消波目的。即使港外波涛汹涌,港内水面依然平静。其次,平浪台能起到军事屏障作用,遮挡住来自水门外的视线,使敌船无法窥视港内虚实,保守港内的军事秘密。如遇战事,可以直接从平浪台支援水门、炮台,出奇不意地打击敌人。再次,平浪台还能减弱潮水流速,使随潮泥沙沉淀在水门内侧,便于清淤疏浚。真是独具匠心,一举多得!另外,蓬莱水城码头的标高也显示了严谨的科学性。确定码头的标高,是建造码头的关键。一般来说,现代码头的标高应为3.2米至3.4米之间,而水城码头的标高则为3.3米,这决非偶然,而是古代劳动人民通过长期实践得出的科学数据,是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四、蓬莱水城在历史地位上,突出反映在军事作用与影响方面。
蓬莱水城地处要津,形势险峻,与辽东半岛翘首相望,扼渤海海峡之咽喉,守卫京都之门户。自古以来,这里“东扼岛夷,北控辽左,南通吴会,西翼燕云”(10)、“外捍朝辽,内障中原”(11),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港口和海防堡垒。在中国军事发展史上,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
1、唐朝及其以前:重要的军事起讫港,对决定战争胜负产生了积极影响。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古登州港一带是地平开阔的天然海湾,地理位置优越,适合海上军事行动。商周时期,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已出现军事活动。春秋战国时,古登州港是“海之王国”齐国的重要出海口,齐桓公曾多次派兵从水路北上援救燕国,之后齐宣王曾谴齐五都之兵水陆攻打燕国,其中部分军队需从此港出发,这里已具有军事运输的功能。秦汉时期,古登州港是海上军事用兵的始发港。前109年秋,汉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率兵5万、战船数百艘,由此沿庙岛群岛进攻朝鲜。魏晋南北朝时,古登州港已成为水上交通的中枢和曹魏对外用兵的主要港口。魏国在港口之外,修建了名为“大人城”的军需品仓库。238年,魏帝曹睿派司马懿率军4万从这里出发,渡海北上攻打辽东。东晋和北魏的北伐,都由此发兵,古登州港的军事作用日显重要。
隋唐时期,曾与高句丽、百济和倭国(日本)多次发生战争,山东半岛北部沿海作为军队和军用物资的主要集结地,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进程。隋、唐政府先后10余次大规模用兵朝鲜半岛,多是水陆并进,动用了舟师,在山东半岛以古登州港为中心造船、运兵、运粮,古登州港逐渐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造船中心和军事起讫港口。唐政府在庙岛群岛的乌湖岛、大谢岛设立名曰“乌湖戍”、“大谢戍”的军事机构,与古登州港遥相呼应。645年,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带兵从登州等港口渡海征伐高丽,途径砣矶岛,在岛上刻石留纪。648年,莱州刺史李道裕运军械粮草储存于乌湖岛,以备唐军征东。唐高宗时期,倭国入侵朝鲜半岛。倭军与百济军大举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政府派大军救援。663年,派遣大将孙仁师率水军7千自登州港进入朝鲜,与新罗军队并肩作战,在著名的白江口海战中重创日军,将其赶出半岛,致使倭国(日本)在之后一千余年里未敢用兵朝鲜,为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奠定了坚实基础。建国初期,蓬莱、黄县(今龙口)、掖县(今莱州)等县城街道大多用直径约60厘米的石磨盘铺成,有的街名叫“石磨街”,这类遗物即是隋唐时在此屯兵用粮的历史见证。707年,蓬莱升格为县,登州治所迁至蓬莱城。山东半岛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移至蓬莱,港口与州署、县衙同处一地,互为依托,大大提升了登州港的军事地位。
尽管以登州港为起讫港口的军事行动,具有满足临时需要而进行调遣的性质,但是它在关系战争胜负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却是有目共睹的。
2、宋元时期:主要的军事港口,对保卫我国北方边疆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真正意义上讲,登州的海防建设主要起于宋朝。北宋中期,辽金南侵,战争频繁,登州成为海疆前哨。为抵御外敌入侵,维护领土安全,北宋王朝开始了登州海防建设工程。一是开辟军港。1042年,登州知州郭志高奏请宋仁宗批准,在丹崖山内侧,就势围以防卫栅栏,以防敌侵。由丹崖山山脚沿东、西两侧向南延伸,筑起口门朝东的马蹄形沙堤,中间是画河流入的海湾,构成水寨。新建军港名曰“刀鱼寨”,因港内停泊外形酷似刀鱼的战船而得名,这是山东地区最早的人工港口。之后,又陆续在外港沙门岛以及砣矶岛、南北大谢岛上安装铜炮台、修建烽火台等军事设施,构建以刀鱼寨为主体的海防体系。二是驻扎常备军队。这里“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景德以后,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12)。同时,派遣“水兵三百,戍沙门岛,备御契丹。每仲夏居砣矶岛,……秋冬还南岸”(13)。从而,彻底改变了军队驻防的流动性,增强了防御能力。1040年,宋仁宗增置登州厢军弩手,升登州军为禁军,称平海水军。三是成立指挥机构。1042年,宋仁宗在刀鱼寨内设巡检司,置刀鱼巡检,主要负责军港及其东、西一带海上的巡防,还要守卫庙岛群岛。四是整治军队。由于各地调拨来的驻军番号和军令不一,北宋政府“创置澄海水军弩手两指挥”(14),对驻军实行统一的训练指挥,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刀鱼寨还是军事谈判的重要通道。从1117年开始,北宋政府确立了“约金攻辽”战略,多次派官员从刀鱼寨出发,渡海至金国,商讨夹攻辽国之事。金国也先后派遣使节来此交换国书、密谋联宋攻辽事宜。宋、辽互派使臣频繁往返于刀鱼寨进行外交斡旋,对北宋后期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产生了十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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